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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布鲁塞尔是欧洲新间谍之都”的炒作并不新鲜。德国《世界报》去年8月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：忘记维也纳和柏林吧，欧洲的情报机构有了新“热点”——布鲁塞尔。文章称，欧盟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比利时首都成为全球特工最为看重的目标，布鲁塞尔的大多数间谍很可能以外交官的面目出现。“冷战又回来了。”一名比利时前情报高官表示，如今在布鲁塞尔的间谍数量，甚至超过了当年柏林墙还没倒塌的时候，“中国人、俄国人、美国人、摩洛哥人是最多的”。他还透露，比利时情报机关近年来已经要求一些外国间谍离境。
范剑平：这个问题应该完整地说，关于财政积极不积极，也要看从哪一方面积极。财政的积极政策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扩大支出，另一个是通过减税等减少收入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中国推出了“四万亿计划”，积极的财政政策采用的是扩大支出的办法。现在说财政不积极不是指支出方面，而是指减税力度不够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虽说财政“以适当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”这个命题还有可讨论的空间，但简单地指望财政部门以通过提高赤字率、增发债务的方式来“积极”配合货币部门的“去杠杆”，却忽视了最关键的结构优化问题，和如何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体的预算约束这个“治本”问题，不仅在实际效果上可能是进一步抬升杠杆、与防风险大局背道而驰，而且视角显然失于偏狭，建设性不足。
汤晓鸥教授并没有急于说服徐立加入，而是讲了自己的香港故事。1997年，汤晓鸥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。他发现香港招不到最优秀的学生。一直以来，香港顶尖学生追求去美国读书，而香港的教授们则想要尽量让学生多在自己身边做研究。往往这种研究工作长达数年，所以多数优秀的学生在1年后就选择离开。在当时的香港学界，教授与学生的矛盾冲突明显。
不过，李易则认为，国产手机纷纷涨价更多的是一种市场默契行为。他认为，当手机市场竞争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当大多数玩家都被淘汰掉的时候，当剩下的玩家谁也干不掉谁的时候，他们就默认了彼此的存在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友商”，开始考虑挣钱的事了。责任编辑：万露
图1-5：美国汽油裂解价差数据来源：Wind、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图1-6：美国柴油裂解价差数据来源：Wind、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图1-7：欧洲汽油裂解价差数据来源：Wind、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图1-8：欧洲柴油裂解价差数据来源：Wind、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
